我国是货物贸易出口大国，却是文化输出小国，文化产品贸易收支一直是赤字。

落后现状并非不能改变，但指导思想倘若陷入误区，人们就不会意识到改变落后现状的必要性。令人担忧的是，在一片“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呼声中，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去带动他人接受我们的游戏规则，而不只是一味追求取悦别人；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国，不同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条件的小国，大国的规模本身就赋予其影响市场条件的有力手段。

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设计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时，原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童子，但组委会担心外国友人不懂五行而将其修改为“贝贝、京京、欢欢”等所谓“国际化”形象，令人扼腕。至于某些国际性活动上由知名导演主持的开幕式、闭幕式表演，其标榜的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大面积暴露的超短旗袍、肚兜之类，固然符合某些西方人对中国充满色情意味的想象，却无疑不可能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从民国到最近的“废除中医”闹剧，都不过是这种思路登峰造极的演出而已。

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明显落后，日本、韩国的“中国威胁论”对我国也有切肤之痛。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之外，文化认同趋向淡漠也是重要的深层次原因。自从17世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中日韩三国文化认同就渐行渐远，日本乃至作为清朝属国的韩国人自认为保留了更多的华夏衣冠礼仪，因而对辫发胡服的中国人颇为轻蔑，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不过是变本加厉而已。

时至今日，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相当西化，某些强大的势力宁可以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自居也不愿推进对其利益很大的对华合作，实在不足为奇。因此，在长期内，要想有效地化解“中国威胁论”、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并借此约束日本“再军国主义化”，实现东亚长治久安，我们就需要在东亚重建文化认同。

无论是为了发展文化输出和服务贸易本身，还是为了借此制定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化解“中国威胁论”，扭转这种思路，都已经迫在眉睫。

指导思想确定之后，关键就在于具体策略。

首先，我国应积极运用多种形式扩大对外汉语教育服务出口，其目标是保持、发扬海外华人民族特性，并为其它国家培养对华经贸、文化人才。这项工作的重点之一应当放在华人众多的东南亚、新移民数目多且收入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组织海外华人子弟到中国进修、旅游，兼顾学习汉语与熟悉中国情况、培养民族凝聚力双重目的。重点之二是与我国经贸交往和学习汉语人数都比较多的韩国、日本。为了有效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建议有关部门吸取国内新东方等外语培训机构的商业成功经验，帮助国内外有志者组建商业化对外汉语教育机构。

其次，我国应大力推动文化、媒体出口与海外经营。我国应允许文化单位将经营范围扩大到海外，鼓励更多的出版发行单位在获得出版物出口权之后到海外开办出版发行机构，大力开拓海外印刷市场，力争使我国成为名列前茅的国际印刷基地；鼓励有条件的传媒以独资、合资、合作方式在海外开办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发行机构，与海外传媒合办新闻频道、栏目、节目等，争夺国际舆论界话语权；在CEPA框架下，内地向香港公司开放视听服务市场，为充分利用香港影视界的商业运作优势扩大视听服务出口创造了良好条件。

作者：梅新育 博士后 （商务部 研究院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部）